國度1分鐘 (115) 香港開埠初期差會開拓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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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會歷史始於鴉片戰爭之後,1842年首位宣教士來港,到1866年聖公會聖士提反堂的建立,這段時間是宣教士在香港尋找發展道路的階段,逐漸形成一條發展香港事工的路線。

認識這段時期的香港教會歷史,能增進我們對香港教會的了解,傳教士在一個半世紀前經歷的這個摸索階段,當中的經驗對後世是很有意義和參考價值的。

支援中國宣教的基地

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為進入中國的宣教士提供了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支援中心。一旦內地情況出現危險,宣教士被迫離開,還能在香港得到照應。

差會在香港辦訓練學院以期訓練服務全國的華人宣教師和辦印務等。例如倫敦會的英華書院、聖公會的聖保羅書院。

在1840年代尾,倫敦會向內地宣教直到1856年亞羅船事件,倫敦會宣教士回港避難,因而重新繼續在港宣教事工。

 

海外與國內華人的中介站

早期宣教士從南洋各站帶同華人助理來港開展工作,倫敦會的何福堂、浸信會的郭向和聖公會的羅心源均有海外生活經歷。

浸信會透過鄉里和語言群體的網絡,建立潮州——香港——南洋的網絡。

倫敦會透過香港作為華工出洋港口之便,差派青年基督徒往澳洲和美洲的華人社群宣教。

幾個差會都將香港站視為廣東/華南事工的一個組成部分。

 

放眼鄉村 建立方言聚會

宣教士入鄉村開展宣教工作的原因:鄉村民風純樸,語言統一,亦容易招聚民眾聽福音信息。

美國浸信會差會在港潮語事工:浸信會差會在曼谷已開展潮語事工,宣教士有一定的潮語基礎,宣教士鄰為仁認為當時香港在市區、鄉村和船家很多潮洲人群體,令浸信會差會開展在港潮語事工。

1846年,巴色會與巴勉會派遣4位牧師到達香港宣教,邊學習不同方言,邊到各鄉村佈道,隨後成為崇真會和禮賢會的開山祖,分別專向廣府人和客家人傳道。

 

城市佈道使教會扎根

倫敦會是首個在香港城市建立華人教會的差會。其骨幹成員多是受過差會教育後成為商人和知識份子的人。倫敦會在城市凝聚了一個商業、專業階層的信徒群體,以致教會能在香港城市扎根。

1844年,倫敦會建立下市場堂,除了有教會講道,亦以俗稱「講街書」方式在街上招聚民眾講福音故事。在1860年代,倫敦會已在城市建立三間座堂,受浸人數共119人。在教會發展方面,已在1849年有華人長老,甚至華人教會可以自資差遣宣教師到內地宣教,後來發展為道濟會,也成為中華基督教會的前身。

 

教育英才 傳揚福音

對於差會來說,辦學不僅建立與華人社會的接觸點以向學生傳教,還希望透過教育向中國引入西方知識,訓練華人宣教師,為長遠的中國宣教事工作基礎。

1842年,馬禮遜教育協會將學校從澳門遷往香港,純以推動教育事業,傳授西方知識,以「啟蒙」中國人為目標。

1843年,倫敦會把位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遷到香港,承傳「傳揚基督教」及「溝通中西文化」的辦學旨意,開辦中小學課程,並提供專上教育,華人學費完全由倫敦會支付。

1849年,聖公會創立聖保羅書院,該校於1840至1880年間成為現代中國思想的搖籃,眾多著名中外知識份子曾任教、就讀及寓居於書院。

 

醫療服務 接觸鄉民

倫敦會宣教士合信醫生在灣仔建立醫院,藉醫療服務向華人發放福音訊息。

醫院早上提供廣府話聚會,晚上則有潮語聚會。合信醫生主張「以醫院作為向病人傳揚福音的輔助」,赫什伯格醫生亦在下市場堂應診。

資料來源:《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劉紹麟,中國神學研究院;《香港教會掌故》,李志剛,三聯書店

 

 

國度1分鐘(99)教會失去猶太根源的四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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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希伯來式態度看待神

猶太人思維

對神有深遠的敬畏,神不是研究分析的主題,而是熱情敬拜的對象。人有限的腦袋不能夠了解神,唯一對祂合適的回應是愛祂,敬畏祂和順從祂。

希臘人思維

將人的理智神化到高過神的地步。他們認為人類的意志終究能夠了解神,也相信人如果能足夠了解一件事,就能掌控它。

願神恢復信徒對祂的敬畏。不要滿足於「理智上」想搞懂神的基督教,讓生命的最高目標是來讚美祂、服事祂和愛祂。

. 失去希伯來式態度看待聖經

猶太人思維

尊重聖經,他們認為凡與神同行的人,研讀妥拉(神的教導)是他們的責任。

在第一世紀,到了猶太成年禮(bar Mitzvah),所有遵行律法的猶太人被要求能夠明白並背誦整本妥拉,還有大部分的詩篇以及先知書。

希臘人思維

一般基督徒不需要懂聖經,認真研讀聖經是為專業的神職人員所保留的。直到今日,對多數基督徒而言,讀經只限於每日靈修閱讀,難以從神得著面對每日生活的智慧。

 

願神恢復信徒對神話語的熱愛。神深奧的事不只是給牧師,讓我們學習研讀神的話,讓心思充滿神的思想,並發掘其中的喜樂。

. 失去猶太人強調家庭的重要

猶太人思維

屬靈生命成長的最主要場所是家庭。大多數節期與慶典都不是在會堂或聖殿中的群體聚集,而是在家中,由父親來主持,他有如全家的祭司和長老。

 

每週最重要的敬拜歡慶是迎接安息日,星期五晚上,猶太父親帶領家族敬拜神,並為在場所有人禱告祝福。安息日的慶典為初代教會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以及領袖的訓練場所。

希臘人思維

基督徒的靈命生活主要是建立在教會活動上,通常在教會的建築物中舉行,由支薪的神職人員帶領,大部分的活動只需要人到教會參與即可。

 

教會中有按立牧者執行各種領導功能,以致一般信徒難以成為教會領袖。

 

願神恢復家庭成為屬靈生命的中心,敬拜與研讀神話語的場所。

. 失去希伯來式的態度看待生命

猶太人思維

視生命的每個部分為神恩慈的禮物,盡情享受神所賜下的每個福分。(申14:025-26)

所有神的祝福都是給我們在合適的情境中以感恩之心來享受的。

希臘人思維

當希臘哲學思想與聖經教導融合一起,導致基督教信仰變得毫無喜樂,貧窮和受苦被視為美德。在中世紀,想要親近神的人必須發誓成為貧窮及禁慾的人,與家人朋友隔離,透過肉身的受苦成為聖潔。

願神恢復合乎聖經的生命態度。學習享受神的同在,快樂地服事祂,回到神原本所設計的樣式。

 

君士坦丁改組教會的歷史進程

背景

門徒從五旬節領受聖靈後,開始建立教會,由於基督徒拒絕對羅馬皇帝效忠,此後的3個世紀,基督徒受到來自部份猶太教派和羅馬政府的迫害。然而教會在苦難中卻增長得比任何時期更快。直到主後 300 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歸化基督教後,基督教就漸漸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君士坦丁悔改歸主

312年,君士坦丁與馬森提(Maxentius)進行王位爭奪戰。在戰役前夕,君士坦丁向波斯太陽神祈求時,看見太陽旁邊有一個燃燒的十字架的異象,並有聲音說:「靠此必得勝。」之後他贏得了戰役。

君士坦丁獲得王位後,宣布自己成為基督的跟隨者,決定為基督教平反。在他的堅持下,東羅馬帝國皇帝李鍚尼(Licinius)和他共同頒佈《米蘭敕令》,承認基督教為合法宗教,並歸還過去沒收的教產,規定星期天為禮拜日。

教會的改變

當基督教成為合法宗教,基督徒接受了君士坦丁成為教會的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召集並主持了尼西亞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Nicea)。除了解決教義上的爭議,君士坦丁也利用這個機會重組教會,使教會與猶太根源切斷,使基督教信仰與異教文化混雜。

《恢復猶太根源》,羅柏特・海得勒(Robert D. Heidler)著,台北以琳出版

 

[國度觀點] 啟動世代協同 承接歷代禱告

神盼望祂的教會跨代同行,承接過往世代的祝福,領受天國的豐富。即使近年很多的恩賜、職事已在基督的身體開始恢復,教會亦意識到若要改變一個世代,接觸並轉化社會的七山領域非常重要。然而,若單靠我們一個世代單打獨鬥,或未足以應付末後激烈的爭戰。一群雲彩般的見證人正在等待後人,啟動世代協同效應,讓我們在個人、堂會、地區或國家層面都帶來意想不到的倍增果效。

聖經中許多偉人的禱告、過往聖徒的呼召、我們國家的命定等,這些並沒有隨時間而流逝,而是一直存留在天上神的寶座前(啟5:8)。只要地上有人再次認同他們的禱告和異象,繼承他們的屬靈外袍,我們就能與先前的世代一同見證應許與預言的實現。以利沙跟隨以利亞的步伐,承接他的恩膏及外袍,他行出的神蹟是以利亞的雙倍。今天關於全球大復興、末後教會的榮耀和萬物復興的預言,都正等待一個個世代的阿門及禱告,去加速耶穌的再來。

十九世紀初期,大量西方宣教士來華,也有不少來到香港。他們看到華人沒有教會、缺乏教育、社會貧窮、衛生環境差,便致力建立教會、學校、醫院,惠及貧苦大眾。他們當時沒有太多傳統和歷史包袱,更在商界,政府發揮影響力,大膽地開展各種社區工作。今天這些宣教士的足跡遍佈全國各地,許多教會亦是由他們所創立,他們的禱告和熱情應該一代接一代的倍增。若每個教會都追根溯源,再次尊榮差會或宣教士的禱告,神必會讓未完成的使命再次點燃,掀起下一個宣教浪潮的高峰。

今天,教會面對許多的逼迫,年青人對社會、教會感到失望,從人的角度看並沒有出路,有人甚至覺得國度與城市的命定不關己事。可是,在神掌權的歷史劇本中,我們所面對一切的困難就像接力賽的其中一棒,仇敵希望我們孤軍應戰,缺乏支援。過往已經有多個世代忠心地按著異象擺上生命,而他們所跑的路需要我們去接續,才可以走到終點,我們是有信心的人,願意擺上生命去奔跑嗎?當我們願意,那些雲彩般的見證人會為我們加油,歷代呼召相連的外袍會為我們披上,禱告的烈火會點燃我們,供應屬天的資源和裝備。前人已為我們建好台板,讓我們建築起一個偉大的佈景,給末後的一代演出精彩的一台戲。

國度1分鐘(71) – 中文聖經翻譯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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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聖經翻譯簡史

一、1823年,馬禮遜翻譯的《神天聖書》出版,基督新教第一部在中國翻譯的聖經

馬禮遜於1807年進入中國學習中文及開展翻譯聖經工作。他於1813年完成新約,1819年完成舊約,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神天聖書》。同一時期,英國浸禮會宣教士馬殊曼(Joshua Marshman)在印度主持中文聖經翻譯,《新遺詔書》及《新舊遺詔全書》於1822年完成及出版。

.1823年出版的神天聖書

二、1850-1910年,不同地域語言的聖經譯本湧現

1842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宣教之門大開。1843年,英美差會傳教士於香港討論如何重譯聖經。由於各宗派在神學問題上的分歧,1850至1910年間,不同譯本紛紛湧現。當時中文聖經譯本主要有三類:文言文、官話和方言。

文言文譯本主要有《委辦譯本》,是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譯本;裨治文/克陛存譯本;1853年的《高德譯本》(J.T. Goddard);以及1885年楊格非(Griffith John)的《淺文理新約譯本》等。

官話譯本主要有,1856/1857年出版的《南京官話譯本》,1878年的《北京官話譯本》新舊全書約等。

另一類是中國各省的方言譯本,如吳語系譯本、閩語、客家語系、粵語系等,共有二十多種方言。

三、1919年,《和合本》誕生,至今是100週年

1890年,由於當時不同版本的中文聖經數量太多,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上,各宗派機構決定以「和衷合作」的精神,共同翻譯和出版聯合譯本,稱為《和合本》(Union Version)。

大會成立了三個不同的翻譯委員會,分別負責深文理、淺文理和官話三種譯本,以期達到「聖經唯一、譯本則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的。經過接近30年的翻譯工作,《和合本》於1919年正式面世,成為中國教會史上最重要的聖經譯本。

《和合本》的意義和貢獻

1、推動中國近代白話文的發展

1919年,中國正值開展「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反對舊禮教和封建迷信,又提出民主科學的口號。《和合本》是當時第一本以白話文譯成的鉅著,亦是流通最廣泛的白話文書籍。胡適、周作人等學者將《和合本》譽為白話文的典型。

2、推動中國教會合一

《和合本》的翻譯計劃涉及不同宗派機構的譯經者約三十多人,在翻譯過程中多次諮詢眾多地區的教會,期望從不同的意見共融成同一的見證。《和合本》是中國教會在同一真理下的合一成果。

3、促進聖經在中國信徒中廣泛流傳

當時很多教會用《和合本》作為文盲信徒的識字課本,聖經公會又以遠遠低於印刷成本的價格出售,《和合本》聖經出售的地區幾乎遍及中國及東南亞各地。

4、確立聖經的翻譯原則

1891年,三個和合本翻譯委員會規範出18條譯經原則,而當時譯者們的態度是「和合本就是神的話」,在追求「信、達、雅」的翻譯原則上,若不能兼顧,則絕對求「信」。

5、翻譯與最新的聖經研究成果接軌

19世紀末,正是西方聖經研究隨着考古和語言成果而改變的時代。當時主持《和合本》翻譯工作的聖經公會,設定了規範,容許譯經者參考最新而被認可的觀點。譯經者期望《和合本》可以反映最新而被認可的聖經研究成果。

四、70年代至今,部份中文譯本

1、1970年,呂振中譯本

由呂振中牧師以盡量直譯原文為原則翻譯而成,此譯本比《和合本》更準確地保持原文語法的結構。

2、1976年,聖經新譯本

除聯合聖經公會外,首次由華人組織發起,從原文重新翻譯的譯經計劃。新約於1976年出版,舊約於1992年出版。其翻譯目標是儘量依原文詞序翻譯,但又要盡量符合中文的表達方式和語用習慣。

3、1979年,現代中文譯本

以 Today’s English Version 為藍本,由原文翻譯。此譯本採用美國聖經公會的奈達在1960年代提出的「動態對等」為原則,保持現代中文語法,更通順易懂。

4、2010年,和合本修訂版

近幾十年來,中文的使用出現很大變化,加上聖經古抄本(如《死海古卷》)的發現和對《七十士譯本》的研究,對經文的翻譯提供了新的亮光。聯合聖經公會於1983年與各地華人教會領袖商討後,決定對《和合本》展開修訂工作,並於2010年出版。

資料來源:

  • 香港聖經公會和合本百周年紀念網站,https://www.cu100.hk/
  • 文林、蔡錦圖,《和合本對華人教會的貢獻》,基督教週報第 2801 期
  • 維基百科網站

國度1分鐘(68) – 近代宣教浪潮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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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宣教浪潮回顧

第一波:海岸宣教(1730s-1850s)

當時工業革命正蓬勃發展,宣教士更容易乘船飄洋過海,到達非洲、亞洲等新世界的,以貿易為主的沿海城市展開宣教工作。

代表人物

新生鐸夫伯爵(Count Zinzendorf, 1700-1760)

普世福音運動先鋒,莫拉維亞教會(Moravian Church)創辦人,發起了近代世界性的宣教運動,為威廉·克理和隨後的宣教運動奠定了基礎。

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

近代宣教之父,是英國浸信會差會的創辦人之一。1792年,他用以賽亞書54章2-3節宣講宣教異象:「望神作大事,為神作大事」,成立了英國浸信會差會。

1793年,他成為差會第一位宣教士前往印度,引發英文世界相繼組織差會,差派宣教士。他將聖經翻譯成包括孟加拉語、印地語和梵語在內的40多種語言,留下深遠影響。

 

第二波:內地宣教(1850s-1930s

宣教工作逐漸從沿海城市向內陸發展,宣教運動得到極大擴展。

代表人物

大衛•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

被喻為「非洲之父」的大衛•李文斯敦醫生,獨自步行深入非洲三千哩,致力將文明與基督教福音帶入非洲,掀起西方教會對非洲宣教的熱情。

戴德生(James H. Taylor,1832-1905)

以中國內陸為宣教目標。1865年創辦中國內地會(今海外基督使團)創辦人。戴德生在華51年,差會(傳道會)共差派了超過800名傳教士,在18省成立了205所傳教站,並在中國帶領12萬5千人歸信基督。

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受到戴德生影響,「劍橋七傑」於1885年前往中國宣教的行動影響美國,導致Robert Wilder於1886年發起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推動美國許多大學生赴海外傳教。

 

第三波:族群宣教(1930s-現在)

宣教工作從沿海和內陸地區向更明確的目標——世界上的一萬三千個「未得之民」群體推進。

代表人物

馬蓋文(Donald McGavran, 1897-1990)

被譽為「教會增長運動之父」,生於印度宣教士家庭,1923年畢業後追隨其父腳步回到印度宣教。1961年,馬蓋文成立了「教會增長中心」。1965年,他受邀加入福樂神學院,就任「普世宣教學院及教會增長中心」(School of World Mission and Institute of Church Growth)的創院教務長,推動「本地佈道,外地差傳」相結合的教會增長運動。

金綸湯遜(Cameron Townsend, 1896-1982)

1917年,金綸原本是到瓜地馬拉推銷西班牙文聖經,但他發現當地印地安人需要的是母語聖經,於是學習加知告語,用了12年翻譯了加知告語聖經。

為了因應聖經翻譯龐大的需求,金綸在1935年成立世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及後在1942年創立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一生致力聖經翻譯。

溫德博士(Ralph Winter, 1924-2009)

被譽為20世紀宣教界巨人,1955-1966年於中美洲危地馬拉宣教。1976年,他創立美國世界宣教中心(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致力在美國本土積極推動宣教。

1974年第一屆洛桑大會中,首先提出「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 Group)概念,宣教重點向最少接觸福音的族群轉移,成為宣教學上的里程碑。

 

第四波宣教運動:現在已經發生

「第四波宣教運動將涉及所有年齡層和國籍的人,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利用創新科技和關係佈道方式,與世界上的每個人接觸,所有信徒都是宣教士。」——Ron Boehme

特點:

所有年齡層和國籍 孩子、青少年和成人信徒都參與到福音工作,普世宣教已興起,典型宣教士將不再是第一世界白人。
利用創新科技 社交媒體、衛星電視、電影、藝術等媒介去接觸世界每個角落的人
關係佈道方式 朋友間福音分享,職場小組、公司團契等網絡連結領人歸主
各個領域 家庭、宗教、教育、媒體、藝術與娛樂、商業和政府,「七山」領袖興起

 

 

資料來源:

Ron Boehme. The Fourth Wave: Taking Your People In The New Era Of Missions. YWAM Publishing, 2011.

《時代的浪潮》,馮家熙

「穿梭歷史看領導」研討會 平衡靈性與人性,擁抱多元改變視野

早期的華人信徒如何身兼數職,既是牧師,又是商人和高官,牧養教會的同時,在社會發揮影響力?11月18日,由福音證主協會、宣道會屯門堂及領導力培訓學院合辦的「穿梭歷史看領導」研討會與會眾透過歷史探討今日教會及信徒如何在社區和日常生活中發揮領導力。

從華人牧者歷史看領導力

.陳智衡博士

陳智衡博士從19世紀中香港第一位華人牧師何福堂,以及區鳳墀、黃述芳、彭樂三等華人牧師牧養教會、建立醫院、學校,鄉議局,在商界,政府發揮影響力,甚至積極參與禁鴉片運動等事跡,總結香港早期華人教會領袖在社會中發揮的領導力。這群華人牧者不但在教會,也在社會中發揮信仰影響力,關心有需要的人,愛自己的鄰舍,連結整個社區,處理事宜情理兼備,公正清廉,因此贏取眾人信任。不論在教會、地區組織還是政府,因為信仰和這樣的情操,令很多人願意跟隨,彼此配搭和合作。

呂慶雄博士主要從3個方面就早期教會歷史對今日的教會作出反思。19世紀中後期,當西方傳教士將工作移交華人時,當時的牧者是因應社會的需要而開展各種社區工作。現在香港教會「聖俗二分」的問題頗為嚴重,我們上一代(20世紀初)的教導,受基要主義影響很大,認為賺錢不屬靈。甚或基督徒賺錢多了也有罪疚感。其實做一個會賺錢的基督徒,懂投資的牧師也可以貢獻很大。 另一方面,今日教會要進入社區,了解社區。那段時間的教會,門是打開的,他們與鄰舍建立關係,得到社區信任。而今日我們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基督徒進入社區,需要在靈性和人性間取得平衡。讀經祈禱是很重要,但耶穌同時很強調行道。從耶穌的生平,我們可以看到耶穌的人性,過平凡人一樣的生活。取得平衡的意思,就是一起生活,了解鄰舍需要。

還有就是堅持真理,擁抱多元。現在我們的思考過於單元,常常只用一種途徑去回應。我們要堅持的是信仰的真理,而做事方式可以按照處境去調整,神會興起不同人用不同方式回應教會和社會的需要。有些人認為教會說話離地,但有些時候是應該「離地」,若果不「離地」怎會有盼望?現在很多時事分析的結果都是令人灰心的,「離地」的好處是放下包袱,發揮創意。當時19世紀末那群牧者沒有太多傳統和歷史包袱,以致可以大膽做很多有創意的社區工作。我們既要離地,又要貼地,要有人性進入社區,又需要好的靈性面對現實不失盼望,才能面對今日的處境。

不平凡的影響力

在隨後的互動演習小組中,呂慶雄博士與會眾一起探討基督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不平凡的影響力。聖經中有很多重要的人是連名字都沒有的。例如向法老推薦約瑟解夢的酒政(創41:9-13)。救起在河中漂流的摩西的法老女兒(出2:5-6)。餵養先知以利亞的窮寡婦;及時改變行程的東方博士;無私奉獻五餅二魚的小孩以及把福音帶到非洲的太監。原來無名的小人物,或者你覺得不重要的事情,如果神使用,那分別就非常大。

.呂慶雄博士

基督徒要在平凡生活中活出不平凡,呂慶雄認為首先應該從以下3方面去改變我們的視野:第一、改變視野——看時機。很多時候,神的時間表與我們的時間表不同,神似乎不回應我們的禱告。傳道書3章11節:「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意思就是神會按著最美好的時間讓你得到應有的滿足。例如亞伯拉罕未看到天上繁星的後裔便離世。大衛被膏立為王,仍要逃避掃羅追殺。耶穌面對逼迫,神時間未到,敵人不能傷害他。我們今日很多時候太心急,用自己的角度去看,然後覺得不可能。神是按照祂的心意去成就一切,而不是我們自己的計算。當我們放下自己的時間表,很多不可能都會被挪走。

第二,改變視野——看別人。馬太福音10章42節提到,就是給小子一杯涼水,也能得賞賜。當我們說要發揮影響力,不要只看自己現時的崗位和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多想想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從身邊微小的事物開始,看看是否有需要你關心的人。第三,改變視野——看自己。路加福音16章10-12節提醒我們是否在已有的事上忠心。在神要求你作出重大調整之前,你是否把握現在的機會,在現在的環境中活出不一樣的生命。羅馬書12章3節提到,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原文的其中一個解釋是神智清醒,即是要清醒地看到自己的身份,是神所造的,是耶穌寶血買贖的,活著就有意義和價值。

最後,呂慶雄以希伯來書11章32-34節作總結,彼此勉勵。「從軟弱中變為剛強」,是神給我們的福音。今日的社會很透明,要找出我們的軟弱不難,重要的是有主在我們裡面,我們就不一樣。今日人人看社會都覺得沒有希望很軟弱,但神掌管歷史,這就是我們信念,以致我們的視野不一樣,而或許就是這個信念能夠改變我們的社會。

 

(記者何雲深報導)

父母與子女的心對齊 -【國度角度】專欄

國豈能一日而生?民豈能一時而產?因為錫安一劬勞便生下兒女,這樣的事誰曾聽見?誰曾看見呢?(賽66:8)然而,這超自然的見證,就在美國堪薩斯市的國際禱告殿(IHOP)歡慶19歲生日的那一天,藉著與回家團隊的匯集,過千華人到來祝福,成為IHOP 最大的生日禮物,以及最歷史性脫變的契機。

IHOP的名字依舊,但其「H」的基因已經發生了劇變,「房屋」(House)變成「家庭」(Home),IHOP 的領導團隊從「領袖」脫變成「父母」;「同工」變成了「家人」;「事工」變成「家庭」。一間「房屋」並不等同一個「家庭」,若當中沒有父母子女彼此相愛。我們一同見證了就在 IHOP 慶祝生日的那一天巨大的脫變。縱然畢牧師一早就宣告,這次匯集將會是一次歷史性的聚集,但沒有人能預料得到,就在踏入20歲的頭一天,IHOP就從一個「偉大的事工」脱變成了「一個偉大的家庭」!這是天父的吶喊,又何嘗不是千萬父母子女心靈的吶喊?當 IHOP一眾領䄂痛哭流淚地為以往因事工導向,而忽略甚至傷害了IHOP眾成員的心靈而認罪悔改,且願意重新以為父為母的心站回位置,以愛去乳養IHOP成為一個大家庭,這對年青一代帶來了極大的安慰與醫治。

我仿佛聽見年青一代釋放出來的心聲:我們不需要更多超級大教會,更多的大教堂,去裝載更多的孤兒;我們也不需要更多偉大的使徒,先知,教師,去建造更多世界級的事工。因為「教會」的本質就是「神的家」,可悲的是我們卻使她變成了一個組織、架構、事工。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充滿愛的家,好叫「孤兒」可以回家成為「寵兒」,結束無父、無子、無家的世代,今次「匯集」的成果,正正應驗成就了先知的預言:父親的心歸向兒女,兒女的心歸向父親,送走了咒詛,迎來了祝福。

聖靈向我們啟示:「異象的父親」,一切都是以達成異象為首要,家是次要的;而「一眾父親與異象」是父親們先以建家為首要,再帶領一家上下去達成異象。前者是以先達至目標為導向,目標達成,家即可解散;後者是以先建立家為導向,目標達成,家仍健在,關係更緊密,且開枝散葉,代代相傳,承傳豐厚的屬靈產業,以承擔更艱鉅的任務,再闖高峰!


文@何寶生

賴特撰寫保羅傳記

撰寫《認識耶穌的十堂課》及《再思保羅神學爭議》等著作的聖經學者賴特(N.T. Wright)最近撰寫了一本保羅的傳記。賴特希望透過該傳記使人明白使徒當時的世界。

賴特認為早期基督教的歷史背景蘊含信仰的真正意義,也有一定複雜性。保羅生活在第一世紀的猶太人世界,猶太人雖散居各地,但有不少在耶路撒冷。希臘文化和哲學充斥著保羅所談的「靈」等理念,保羅卻提出新的意義。羅馬帝國也影響著文化,對凱撒的崇拜正崛起成為新宗教。

保羅不但是早期基督教的重心人物,更是一個猶太人。他用猶太人的方式思考、書寫、爭辯。他非常了解妥拉,引用的經文包括以賽亞書、耶利米書和但以理書。這些經文述說一個宏大而長達數千年的故事,而保羅的時代就是一個歷史高峰。當保羅遇到耶穌,以他猶太人的角度來說,就是神的應許成就了。這不是人們所期望的,但卻推翻了死亡和一切執政掌權的。

賴特表示,當代有許多屬靈小群體(教會)湧現,這些社群是跨文化的,有猶太人和希臘人,有奴隸和自由的,男性和女性,成為家庭一起生活,這在古代世界聞所未聞的。教會應該是顛覆性的,信徒都真誠激進地尋求成為新的創造。

賴特又說,若保羅今天活著,他會希望教會合一,因為世界必定能察覺教會合一的力量。

(來源:Christian Headlines,2018年3月29日,Vasco Lam編譯報道)

禱告:對保羅更深的認識,讓人更認識教會的力量。

以色列掘出文物 三分之一關於古代基督徒

以色列文物局人員表示,過去20年蒐集所得的文物,大大增加對耶穌時代生活方式的了解,今人已能夠鉅細無遺地把當代人的出生、起居飲食、外遊地點,以至死亡方式重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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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局考古部門主管Gideon Avni

以色列是世上其中一個文物挖掘工作非常蓬勃的地方。文物局考古部門主管Gideon Avni簡介當地近年進行的文物工作時表示,該局每年從300個考古遺址接收約4萬件新品,目前保管的文物超過100萬件,其中三分之一與古代基督徒有關。

文物局於3月19日罕有地開放位於貝特謝梅什、佔地5千平方米的倉庫供傳媒參觀。倉庫保存的文物包括花瓶、食器、酒醡、珠寶和石棺等。其中一件文物是加利利海邊的猶太會堂遺址出土的長方型石塊,上面刻有關於第二聖殿的描繪,考古學家相信耶穌或曾在這個會堂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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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利海邊的猶太會堂遺址出土的長方型石塊,上面刻有關於第二聖殿的描繪,考古學家相信耶穌或曾在這個會堂講道。

另一件文物是一塊腳踝骨的複製品,正品現存於耶路撒冷。那塊踝骨被釘子刺透,釘的兩端有木屑,考古學家相信死者是被釘在十架上,而雙腳是釘在十架的兩旁,與傳統基督教畫作所描繪的不同。他們相信,耶穌當年亦是以此方式被釘死。

 

通過文物研究,歷史學家如今能夠想像耶穌時代城市和鄉村的面貌,以及計算出當時來往各地之間所需的時間。Avni形容:「過去20年,我們在了解耶穌和當時的人的生活方面取得長足進展。每個星期都有新文物出土,讓我們更了解那個時代。」

(來源:美聯社和法新社,2017年3月19和20日,Ronald Cheung編譯報道)

禱告:以色列考古工作幫助人認識聖經。

台灣基督徒人口 26年增長逾2倍

《2015年台灣基督教會趨勢報告》於2016年9月出版,這份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教會發展報告,調查範圍涵蓋包括天主教在內99%的台灣堂會,總數有4,226間。計畫負責人朱三才牧師表示,調查的數據來源是根據各堂會電話訪查或週報資訊,採樣方式偏保守,特殊狀況都不計算在內,因此呈現的結果,應該很接近當年度台灣教會的真實情況,誤差值約在3個百分點。

「台灣基督教教勢報告」自1989年起,見證了台灣26年來教會發展的軌跡,也見證神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祝福。朱牧師說,他把這項服事當成是台灣基督徒的戶口調查,「每一間教會都是我一個一個調查,我把這個當成是在服務眾教會。我開始做這個調查的時候,千人以上的教會,只有寇世遠監督牧養的基督之家,現在台灣已有70多間千人以上的教會。」

根據2015年的報告顯示,台灣目前超過千人以上的教會有72間,其中有8間超過2,000人;而當中又以台北市最多,有35間。基督徒人口(不含天主教)現今約有146萬人,約佔全台總人口的6.53%。若與2013年的數據相比較,大概有15萬人在近兩年間成為神國度裡的新人。

而綜觀90年代至今台灣教會的發展,從原本的2,660間,到如今4,246間,台灣教會成長近6成。基督徒人口則從原本的45萬,至今全台有146萬的基督徒,成長逾2倍。調查報告的數據中,處處可見神復興台灣的心意,以及眾教會齊心努力的成果。

朱三才牧師認為,台灣教會經歷突破性的增長,與教會間的合一行動有絕對的關係,「教會增長,跟『2000年福音運動』有絕對的關係。在過去,各教派都只管自己的事情。但2000年福音運動之後,大家有了建立教會的共識,要在2000年建立1萬間的教會。雖然目標沒有達成,但各教派間開始有了連結,彼此合一,成長也就加速。」

若單看2013-2015年台灣各縣市的教會發展。以堂會成長狀況來說,大都市新堂會的出現明顯多於偏鄉,前三名分別是台北、新北及台中市;其他如雲林等地有個位數的成長,離島地區在這兩年沒有新的堂會出現。

若看信徒人口的成長狀況,除了澎湖縣之外,全台各縣市的基督徒人口皆有1%左右的成長幅度。新北市新信徒人口居冠,約增加2萬5千人。若以成長幅度來說,台灣東部增長比例最多,前三名分別是花蓮、宜蘭和台東。值得注意的是,澎湖縣這兩年11歲以下信主人口大幅度減少約300人,成人則有小幅的下滑,這很可能是該縣人口外移所造成的結果。教勢報告也呈現出台灣部分偏鄉所面臨的人口議題。

朱牧師也觀察到,現今教會的發展型態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報告顯示出,台灣這些年間沒有任何宗派支持的「獨立教會」有逐漸變多的趨勢,佔全台基督徒人口的比例也最高。資料顯示,2013年獨立教會共有840間堂會,會友人數計31萬人,到了2015年已增加至923間,會友人數倍增至65萬人,值得關注。另外,部分教會的禱告會人數或是小組聚會人數,開始多過於主日聚會的人數,這些現象都值得台灣教會參考。

(台灣國度復興報記者許一平台中報道)

日本殉道歷史遺跡 或列作世界文化遺產

曾有26名基督徒被釘十字架而殉道,建於1597年的日本最早期教會,候選於2018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根據《今日日本》,位於長崎的大浦天主堂(Oura Church),在1603至1868年之間是基督徒被嚴重迫害的主要地方。當時整個國家對信仰實行禁制。自1614至1640年,6,000名基督徒因信仰而被殺。

報道又指,人們以為基督教在當地從此消失,然而數以千計的信徒生存下來,住在長崎的偏遠島嶼及天草村,保存他們被殺害的父親之傳統。1865年,日本開放邊界,村民到訪一間新建的天主教堂,告訴裡面的神職人員,他們的家族秘密地持續敬拜了250年。

明年2月1日政府遞交建議申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於2018年夏天考察上址。

Shusaku Endo在他的著作《寂靜》中,重新提及日本基督徒被迫害的故事。而由Martin Scorsese製作的一部電影,將於今年稍後時間推出。「基督不是為美好的事而死。」Endo在書中說,「為美好的事而死很容易,但為痛苦和墮落而死卻很難。」

(來源:CBN,2016年7月28日,陳淑安編譯報道)

禱告:殉道者的血為日本帶來復興

一本聖經兩件衣服走天下 中國家庭教會傳福音奮勇史

作者為中國五大家庭教會之一  — 華人歸主團隊(前稱方城教會)的創辦人,本文摘錄自他的個人傳記《火煉的使徒》,書中詳細記錄中國教會從文革時期到大復興的血淚史。

文◎張榮亮

我們的團隊是1981年建立的,目的就是傳福音。經過30多年,在百般的貧窮、患難、逼迫、艱難中終於將福音傳開了,使福音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有了可喜的收穫。

我們當時的口號是:一本聖經兩件衣服走遍天下。當時真的是如此,拎一個小包,裡面裝著一本聖經,兩件衣服,就走遍全國。現在沒有人會這樣做,覺得不可想像,但那個年代,我們團隊的人都是這樣傳福音的。

從1981年起的十幾年,一頓飯兩塊五一直是我們的標準,不能超過兩塊五,所以一般只能吃個燴麵,想再吃個饃,吃個菜,都是不行的。所以常有饑餓感,吃不飽就喝點水充饑。因為再多,教會就無法支付。這還是好的情況,更多時候,我們就是啃點餅乾、吃野果,渴了就喝溪水。走路時,看到有的家門口貼著信主的對聯,知道這家是信主的,就可以上門去要個饅頭。

現在經濟好多了,但我們同工們在一起吃飯也都是很簡單的幾樣,自己做飯,都極少在外面吃,包括接待各個地方來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們團隊的同工,無論弟兄還是姊妹,在團隊裡最開始的服事就是煮飯半年,這也是重要的服侍,並借此學習謙卑,學習僕人般的事奉。

穿在八九十年代,香港那邊弟兄姊妹給大陸運聖經過來,為了躲過海關的檢查,都用很多的舊衣服掩蓋聖經。這些舊衣服是他們不要的,就一起給我們。在2000年前,我們同工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透過這個管道周濟的舊衣服。自己都很少買衣服,偶爾過年才可能買一件。雖然穿的破爛,但每個人都有神恩膏的大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最好的情況是住到熱心接待的弟兄姊妹家。但在1983年到1985年,無論白天或晚上,公安常常到信主接待的人家裡,要突襲搜查。所以即使愛主的人,也不能接我們住在家裡,其他人就更加不敢接待我們了。但有些弟兄姊妹會給我們提供些被子、被單,讓我們在野地上睡。

在80年代,若能去別人家住,我們都規定晚上不超過九點、十點就要關燈,為要節省電和煤油。當時有的地方還是用煤油燈。考慮到農村窮,為了體恤接待我們的家庭,讓人歡迎我們再來,我們就訂了這個規矩。

去到哪家,姊妹們幫忙做飯洗衣,許多年來,都是小心翼翼的,因為畢竟是在別人屋簷下,肯定不如在自己家自在。但在那樣逼迫的環境下,有人能夠接待我們住就已是很好了。當然,也有一些家庭,讓我們感到賓至如歸,可以不必那麼拘謹。

我們在全國各地傳福音時,若找不到可以接待的家庭,通常就是住乾店,因這種店最便宜,直到90年代,都只要五毛錢。現在的人可能沒聽說過乾店這個詞,其實就是一個大房間,一大群人住在一起,凡來的客人,店家給每個人一張涼席就完了,別的什麼設施都沒有,連衛生間都沒有。

有些時間,就在曠野和車站等到天亮,這都是經常發生的。橋洞下、田野、沙灘、河灣、麥田、菜地、竹園、棉花地、打穀場、山坡上、廣場……我們都睡過。姊妹們都和弟兄們一樣,住乾店、睡曠野,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教會的權愛玲姊妹13歲時跟著三個大人去外地短宣,到了一個地方,因為第二日還要轉火車,那天晚上四個人就在火車站廣場住了一晚。那時也有乾店,四個人兩塊錢就行。但他們為了省錢,連乾店也不住,買份報紙,鋪在地上,四個人就背靠背這樣睡了一晚。後來又經歷其他方面的難處,令她覺得出去真苦,以後還是不出去服侍了。但後來長輩的教導讓她明白了服侍主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次的短宣奠定了以後事奉主受苦的心志。後來她成為教會的全職傳道人,直到今天依然在神的家裡盡職盡忠。

在八九十年代,我們常常騎著自行車,從方城騎到社旗、南陽及河南各地,再從河南騎到湖北、山東、安徽,到各地傳福音、講道、栽培工人、探望教會。
我們去湖北的棗陽、隨州、襄樊,一天就能到。去山東、安徽就比較遠,要兩三天。我們一天能騎兩百六十哩路,兩天五百哩路。平時騎累了,就躺在路旁稍微休息下,晚上就在田野睡。所以,我們的團隊,無論弟兄還是姊妹,都是騎車能手。

雖然常常饑餓,吃不飽,但那時不知哪裡來的力量,每天竟然可以騎車騎那麼遠。我相信是主加力量給我們,因祂應許說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我們的自行車通常都是買回來的二手車,我們每天騎,還常常走那麼遠,所以容易壞。但若去修車鋪,要好幾塊錢,所以出去時都帶著修理工具。剛好鄭書謙弟兄會修車子,壞了就修一修。

在2000年前,要是遠途坐火車的話,都是硬座或無座。那些年,丁秀玲姊妹每月都去廣州兩次取聖經,單程就需要27小時,每次都是硬座或站票,有座位就坐,沒有就站著,沒有看過臥鋪是什麼樣。從1981年到1989年都是這樣的光景。1989年她被抓,判了三年勞教。

家庭從1981年一直到1998年,我和所有的同工都沒有領一分錢工資,全是義務。在當時那樣貧窮的情況下,連傳福音的錢都不夠,哪來工資呢。你作工了,天上有祝福有獎賞。但要想有點薪水,在當時是沒那回事。

所以孩子們上學等費用都只能靠各自家裡種田、養豬、養雞、養羊來供應,錢少了就少了,養不起就養不起。所以你要想養家就回家去。要留在團隊,那就要過奉獻的生活,傳福音的生活,為了耶穌甘願忍受貧窮。

那時我們團隊的姊妹們結婚,定的標準是:不在乎對方的長相、經濟收入等外在條件,只要他是個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愛主,他的家也愛主,願意養你、支持你的全時間傳道工作就好了。

差派工人在當時的環境下,傳福音就意味著受逼迫、被抓、被打,這就是一條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當時教會若差派人,首先長老就會說,我們這回差派打發去全國各地傳福音,你們每個人回來時要帶上一條繩,就是被捆著回來(被公安局捆著遣送回來),你們若不是這樣回來,就別來見我。意思是鼓勵大家一定要勇敢地傳,不要怕。大家都很受激勵,毅然地說:「行,我們都出去傳揚。」就這樣,見人就傳,福音就這樣被傳開了。有一些被抓住了,打得死去活來;有的沒被抓住,隨走隨傳,結了許多果子,建立了許多教會,信主的越發增多。

我們團隊差派出去的工人,最小的十幾歲,年紀大的有五六十歲。每次打發工人,都是難捨難分的場面,不知道今日離別,何日能見面;不知道回來是在哪一天,或許是被囚,或許是遍體鱗傷,或許是帶著笑臉。

被打發去到各地的同工,都是空降兵,常常只有去的路費,至於到那地後怎麼生活,有沒有錢回來,都管不了,只能憑信心。所以他們一去,何時能回來不知道。主若預備了路費,有人奉獻了,就可以回來;若沒有,就在那裡繼續作工,直到有了路費才回來。

在那個年代,很多事情都是很無奈的。我們知道要愛惜工人,要支持宣教士,但那時確實大家都窮,教會就是在窮苦中成長起來的。我們能做的只有切切地禱告,把各人交付在主的手中,求祂看顧,求祂保守。所以每次的差派禮都是淚水的洗禮。

(摘錄自《火煉的使徒》,張榮亮著,國度事奉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