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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會歷史始於鴉片戰爭之後，1842年首位宣教士來港，到1866年聖公會聖士提反堂的建立，這段時間是宣教士在香港尋找發展道路的階段，逐漸形成一條發展香港事工的路線。
認識這段時期的香港教會歷史，能增進我們對香港教會的了解，傳教士在一個半世紀前經歷的這個摸索階段，當中的經驗對後世是很有意義和參考價值的。
支援中國宣教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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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為進入中國的宣教士提供了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支援中心。一旦內地情況出現危險，宣教士被迫離開，還能在香港得到照應。
差會在香港辦訓練學院以期訓練服務全國的華人宣教師和辦印務等。例如倫敦會的英華書院、聖公會的聖保羅書院。
在1840年代尾，倫敦會向內地宣教直到1856年亞羅船事件，倫敦會宣教士回港避難，因而重新繼續在港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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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與國內華人的中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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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宣教士從南洋各站帶同華人助理來港開展工作，倫敦會的何福堂、浸信會的郭向和聖公會的羅心源均有海外生活經歷。
浸信會透過鄉里和語言群體的網絡，建立潮州——香港——南洋的網絡。
倫敦會透過香港作為華工出洋港口之便，差派青年基督徒往澳洲和美洲的華人社群宣教。
幾個差會都將香港站視為廣東/華南事工的一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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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鄉村 建立方言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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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入鄉村開展宣教工作的原因：鄉村民風純樸，語言統一，亦容易招聚民眾聽福音信息。
美國浸信會差會在港潮語事工：浸信會差會在曼谷已開展潮語事工，宣教士有一定的潮語基礎，宣教士鄰為仁認為當時香港在市區、鄉村和船家很多潮洲人群體，令浸信會差會開展在港潮語事工。
1846年，巴色會與巴勉會派遣4位牧師到達香港宣教，邊學習不同方言，邊到各鄉村佈道，隨後成為崇真會和禮賢會的開山祖，分別專向廣府人和客家人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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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佈道使教會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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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會是首個在香港城市建立華人教會的差會。其骨幹成員多是受過差會教育後成為商人和知識份子的人。倫敦會在城市凝聚了一個商業、專業階層的信徒群體，以致教會能在香港城市扎根。
1844年，倫敦會建立下市場堂，除了有教會講道，亦以俗稱「講街書」方式在街上招聚民眾講福音故事。在1860年代，倫敦會已在城市建立三間座堂，受浸人數共119人。在教會發展方面，已在1849年有華人長老，甚至華人教會可以自資差遣宣教師到內地宣教，後來發展為道濟會，也成為中華基督教會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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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英才 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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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差會來說，辦學不僅建立與華人社會的接觸點以向學生傳教，還希望透過教育向中國引入西方知識，訓練華人宣教師，為長遠的中國宣教事工作基礎。
1842年，馬禮遜教育協會將學校從澳門遷往香港，純以推動教育事業，傳授西方知識，以「啟蒙」中國人為目標。
1843年，倫敦會把位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遷到香港，承傳「傳揚基督教」及「溝通中西文化」的辦學旨意，開辦中小學課程，並提供專上教育，華人學費完全由倫敦會支付。
1849年，聖公會創立聖保羅書院，該校於1840至1880年間成為現代中國思想的搖籃，眾多著名中外知識份子曾任教、就讀及寓居於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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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接觸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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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會宣教士合信醫生在灣仔建立醫院，藉醫療服務向華人發放福音訊息。
醫院早上提供廣府話聚會，晚上則有潮語聚會。合信醫生主張「以醫院作為向病人傳揚福音的輔助」，赫什伯格醫生亦在下市場堂應診。 |
資料來源：《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劉紹麟，中國神學研究院；《香港教會掌故》，李志剛，三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