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經過7年的牢獄之災，我終於獲釋，回到了久別的家。母親、妻子和兒子在村外迎接。孩子在我走時僅半歲，現已長高，滿七歲了。我的鄰居田五伯是個剛直的人，但與我家有很大的怨結。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因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抓了田五伯，而我當時是造反司令。田五伯誤以為那是我的命令，於是兩家關係更緊張，水火不容。後來我接受改造的時候，田五伯也會指桑罵槐，大力譏笑。
當得知我馬上就要刑滿釋放了，他非常恐慌，生怕我回去會瘋狂報復他。這事後來傳到我耳中，我自然十分重視。文革時我確實有愧於田五伯，因為當他遭批鬥的時候，我沒有去保護他，而我當時是有此權力的，所以我必須到田五伯家當面認罪，請求他的諒解和饒恕。
1980年農曆正月初一，那天在中國人的眼中如同西方的聖誕節一樣重要。我備上厚禮去見田五伯，當面向他認罪道歉。起初田五伯還懷疑我的誠意，但當他看到我的禮物及我真誠的眼淚之後，他失聲哭了，反過來向我認罪，承認他的不是之處。後來我們就這樣談到了耶穌，田五伯的靈被主叫醒，當場痛哭，表示堅信耶穌，大有信主恨晚之意。他的大兒子、兒媳、三個孫子全都歸向了主。
1980年時，我的故鄉共有八萬人。在眾同工殷勤辛勞的工作下，基督徒增長很快，不是一個一個的信，而是一村一村的信，一批一批的歸主。教會人數急速增長，出現了許多福音村。山坡上，路途上，到處是歌聲，家中、山頭、河邊、樹下都是禱告的祭壇。會眾像燒著的火把，傳到哪裡燒到哪裡。信仰的疆界天天擴大，外邦的範圍逐漸減小，得救的人數天天增加，連男帶女甚多。村裡超過半數人相信耶稣的，就成為福音村。不管國家政策多麼嚴厲，我們一到福音村，就好像到了「解放區」，可以放瞻盡情地歡呼歌唱。
這團火從我的家鄉發起，後來蔓延到整個方城，然後到南陽及河南各地，為之後的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次的復興是普遍的、深入的，各地的教會藉著這次的復興，都被點燃起來了。人們的愛心、熱心、信心倍增，大家都覺得主快回來了，要準備好一切。
除了本鎮教會的工作外，每個禮拜五，我必須到距我家12里路的桃桂帕村去聚會。有一天下起大雨，因會眾都是山裡人，道路變得十分難走，所以應該無人會去聚會。但主給我一個意念:「你領羊群前行，必須作好別人的表率。」我就毅然披上了雨衣，冒大雨而去。那天晚上應是五百人的聚會，因為下雨只有一位弟兄去了，連我共兩人。誰知人少恩典卻不少，我講他聽，我禱告他阿們，聖靈也大大地動工。那位弟兄心裡火熱，於是第二天走遍各家各戶， 傳講昨晚神同在的大能，後來那個禮拜五晚的聚會，就變成風雨無阻的聚會了。
當時我負責的其中一個聚會點有500位信徒，我要求所有信徒不能只是蒙了恩典就萬事大吉，而是要蒙召做主的聖工。我更勸勉、呼召他們作傳道人。他們都是山裡人，不會講道，我便要求他們當中放牛放羊的，對著大山講道，對著牛羊講道；種田的，對著禾苗莊稼講道；放蠶的，把蠶放在山坡上，對著蠶講道，對著樹林講道。沒有對象，就自己演講，講著講著就成為傳道人、宣教士了。
他們就這樣不斷反覆練習，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 這種有趣且富創意的方法非常有效果，在後來的年代，他們個個都成了傳道人。而且這些農民傳道人，不但在家鄉服事，還被打發到全國各地。許多地方的教會都是他們結的福音果子，以及牧養的成果。他們為主，為中國的福音工作做出美好的貢獻。
張榮亮是中國教會最黑暗時期的福音拓荒者，其創辦的華人歸主教會（前稱方城教會）是中國五大家庭教會之一，他走過如同在爐火中行走的歲月，也見證了中國家庭教會從火中出來的血淚史。本專欄節錄自其自傳——《火煉的使徒》。
